王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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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昶传》是陈寿曹魏名将王昶立的人物传记,选自《三国志》卷二十七《魏书二十七·徐胡二王传》。[1-2] 
本    名
王昶传
字    号
文舒
出生地
太原晋阳
出    自
三国志

王昶传传记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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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昶字文舒,太原晋阳人也。〔【裴松之注】案王氏谱:昶伯父柔,字叔优;父泽,字季道。郭林宗传曰:叔优、季道幼少之时,闻林宗有知人之鉴,共往候之,请问才行所宜,以自处业。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虽然,叔优当以仕宦显,季道宜以经术进,若违才易务,亦不至也。”叔优等从其言。叔优至北中郎将,季道代郡太守。〕少与同郡王凌俱知名。凌年长,昶兄事之。文帝在东宫,昶为太子文学,迁中庶子。文帝践阼,徙散骑侍郎,为洛阳典农。时都畿树木成林,昶斫开荒莱,勤劝百姓,垦田特多。迁兖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扬烈将军,赐爵关内侯。昶虽在外任,心存朝廷,以为魏承秦、汉之弊,法制苛碎,不大厘改国典以准先王之风,而望治化复兴,不可得也。乃着治论,略依古制而合于时务者二十馀篇,又着兵书十馀篇,言奇正之用,〔【裴松之注】孙子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胜;奇正还相生,若循环之无端。〕青龙中奏之。[3] 
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谦实,以见其意,故兄子默字处静,沈字处道,其子浑字玄冲,深字道冲。遂书戒之曰〔【淮艺生注】案《晋书·王峤传》“从叔司空昶”,沈当是昶从子也,而非兄子。〕[3] 
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以显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于灭亡之祸者,何也?由所祖习非其道也。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则宗族安之,仁义则乡党重之,此行成于内,名著于外者矣。人若不笃于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华焉,以成朋党焉;浮华则有虚伪之累,朋党则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着明,而循覆车滋众,逐末弥甚,皆由惑当时之誉,昧之利故也。夫富贵声名,人情所乐,而君子或得而不处,何也?恶不由其道耳。患人知进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咨。语曰:“如不知足,则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览往事之成败,察将来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厌,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虚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古者盘杅有铭,几杖有诫,俯仰察焉,用无过行;况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恶速成,戒阙党也。若范丐对秦客武子击之折其委笄,恶其掩人也。〔【裴松之注】国语曰: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对曰:“有秦客廋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让父兄也。尔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晋国亡无日也。”击之以杖,折其委笄。臣松之案:对秦客者,范燮也。此云范匄,盖误也。〕[3] 
夫人有善鲜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则掩人,矜则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郄为戮于晋,王叔负罪于周,不惟矜善自伐好争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称,非以让人,恶其盖人也。夫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夫毁誉,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也,是以圣人慎之。孔子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必有所试。”又曰:“子贡方人。赐也贤乎哉,我则不暇。”以圣人之德,犹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轻毁誉哉?[3] 
昔伏波将军马援戒其兄子,言:“闻人之恶,当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闻,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裴松之注】臣松之以为援之此诫,可谓切至之言,不刊之训也。凡道人过失,盖谓居室之愆,人未之知,则由己而发者也。若乃行事,得失已暴于世,因其善恶,即以为诫,方之于彼,则有愈焉。然援诫称龙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恶,致使事彻时主,季良以败。言之伤人,孰大於此?与其所诫,自相违伐。〕人或毁己,当退而求之于身。若己有可毁之行,则彼言当矣;若己无可毁之行,则彼言妄矣。当则无怨于彼,妄则无害于身,又何反报焉?且闻人毁己而忿者,恶丑声之加人也,人报者滋甚,不如默而自脩己也。谚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与是非之士,凶险之人,近犹不可,况与对校乎?其害深矣。夫虚伪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顾言,其为浮浅较可识别;而世人惑焉,犹不检之以言行也。近济阴魏讽、山阳曹伟皆以倾邪败没,荧惑当世,挟持奸慝,驱动后生。虽刑于鈇钺,大为蜅戒,然所污染,固以众矣。可不慎与![3] 
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伦,甘长饥于首阳,安赴火于绵山,虽可以激贪励俗,然圣人不可为,吾亦不原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义为名,守慎为称,孝悌于闺门,务学于师友。吾与时人从事,虽出处不同,然各有所取。颍川郭伯益,好尚通达,敏而有知。其为人弘旷不足,轻贵有馀;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亲之昵之,不原儿子为之。北海徐伟长,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务。其有所是非,则讬古人以见其意,当时无所褒贬。吾敬之重之,原儿子师之。东平刘公干,博学有高才,诚节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补。吾爱之重之,不原儿子慕之。乐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内敏外恕,推逊恭让,处不避洿,怯而义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原儿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汝其庶几举一隅耳。及其用财先九族,其施舍务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论议贵无贬,其进仕尚忠节,其取人务实道,其处世戒骄淫,其贫贱慎无戚,其进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复何忧哉?[3] 
青龙四年,诏“欲得有才智文章,谋虑渊深,料远若近,视昧而察,筹不虚运,策弗徒发,端一小心,清脩密静,干干不解,志尚在公者,无限年齿,勿拘贵贱,卿校已上各举一人”。太尉司马宣王以昶应选。正始中,转在徐州,封武观亭侯,迁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豫诸军事。[3] 
昶以为国有常众,战无常胜;地有常险,守无常势。今屯宛,去襄阳三百馀里,诸军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习水军于二州,广农垦殖,仓谷盈积。[3] 
嘉平初,太傅司马宣王既诛曹爽,乃奏博问大臣得失。昶陈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笃学,抑绝浮华,使国子入太学而修庠序;其二,欲用考试,考试犹准绳也,未有舍准绳而意正曲直,废黜陟而空论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于其职,有治绩则就增位赐爵;其四,欲约官实禄,励以廉耻,不使与百姓争利;其五,欲绝侈靡,务崇节俭,令衣服有章,上下有叙,储谷畜帛,反民于朴。诏书褒赞。因使撰百官考课事,昶以为唐虞虽有黜陟之文,而考课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职,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又无校比之制。由此言之,圣主明于任贤,略举黜陟之体,以委达官之长,而总其统纪,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3] 
二年,昶奏:“孙权流放良臣,适庶分争,可乘衅而制吴、蜀;白帝、夷陵之间,黔、巫、秭归、房陵皆在江北,民夷与新城郡接,可袭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袭巫、秭归、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诣夷陵,昶诣江陵,两岸引竹?为桥,渡水击之。贼奔南岸,凿七道并来攻。于是昶使积弩同时俱发,贼大将施绩夜遁入江陵城,追斩数百级。昶欲引致平地与合战,乃先遣五军案大道发还,使贼望见以喜之,以所获铠马甲首,驰环城以怒之,设伏兵以待之。绩果追军,与战,克之。绩遁走,斩其将钟离茂、许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宝器仗,振旅而还。王基、州泰皆有功。于是迁昶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进封京陵侯。毌丘俭文钦作乱,引兵拒俭、钦有功,封二子亭侯、关内侯,进位骠骑将军。诸葛诞反,昶据夹石以逼江陵,持施绩、全熙使不得东。诞既诛,诏曰:“昔孙膑佐赵,直凑大梁。西兵骤进,亦所以成东征之势也。”增邑千户,并前四千七百户,迁司空,持节、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谥曰穆侯。子浑嗣,咸熙中为越骑校尉〔【裴松之注】案晋书:浑自越骑入晋,累居方任,平吴有功,封一子江陵侯,位至司徒。浑子济,字武子,有隽才令望,为河南尹、太仆。早卒,追赠骠骑将军。浑弟深,冀州刺史。深弟湛,字处冲,汝南太守。湛子承,字安期,东海内史。承子述,字怀祖,尚书令、卫将军。述子坦之,字文度,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昶诸子中,湛最有德誉,而承亦自为名士,述及坦之并显重於世,为时盛门云。自湛已下事,见晋阳秋也。〕[1-2] 

王昶传传记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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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石:郡守、太守的通称。汉郡守俸禄为两千石,即月俸百二十斛,因有此称。
都畿:指京都及其周围地区。畿[jī],古代王都所领辖的方千里地面。[4] 
蜅[fǔ]戒:恶劣作风。蜅,蟹属。[5] 

王昶传传记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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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昶,字文舒,太原晋阳人。少年时与同郡的王凌在当地很有名气。王凌年纪大点,王昶把他当兄长看待。魏文帝曹丕即位以前,王昶为太子文学,迁中庶子。曹丕即位以后,王昶升任散骑侍郎,为洛阳典农。当时洛阳树木成林,王昶以他的勤劳为百姓做了表率,开垦了很多荒地。后任兖州刺史。魏明帝曹睿即位,加封扬烈将军,赐关内侯爵。王昶虽然在外地作官,可一心关心朝廷政治。他认为曹魏很多弊端承秦汉而来,法制苛刻而又琐碎,很少修改国家大典以正先王的风范。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希望政治开明,国家强盛是不可能的。于是撰著《治论》,依照古代制度,取其可供今天借鉴的有关条项,写了二十多篇。又著《兵书》十几篇,探讨奇正交用的战术,青龙年间上奏朝廷。
他为兄弟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取名字,都依据谦虚和诚实,用以显示他的志趣。所以他兄弟的孩子,王默字处静,王沈字处道,自己的孩子一个叫王浑,字玄冲,一个叫王深,字道冲。他又写信劝戒他们说:
作为晚辈,最重要的是有实际本领,有高尚情操,让父母脸上有光。实际本领、高尚情操、父母荣光这三件事谁都能明白其中的价值,可还是有人身败名裂,殃及家庭,致使全家覆灭,这是因为他们家的传统不是正道。讲究孝敬仁义,这是诸事中最重要的。依照它来立身行事,这是一生的根本所在。讲究孝敬,宗族内部才相安无事,讲究仁义,邻里之间才会相互尊重。这样做,修身养性就是不错了,名声自然会传到外边去。人如果不注意品行修养,舍本求末,崇尚虚浮奢华,以至结党营私,那么就会让人觉得虚伪,甚至酿成隐患。不要崇尚浮华,不要结党营私,其中的道理显而易见,但是仍有很多人重蹈复辙,追求浮华,这都是因为名利观念在作祟。当然,富贵声名,谁不愿意拥有呢?但是君子却可以得到而不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厌恶不由正道求取名利。人生最大的祸患是只知进而不知退,只知追求情欲,而不知满足,所以才会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常言道:“如果不知足,得到的也会失去。”所以人要知足,就会满足。纵览古今成败吉凶,那些追名逐利,欲壑难填的人,没有谁能保持家世不衰、自己不毁灭的。我希望你们做人要严谨,遵从儒家的教义,信奉道家的言论,所以给你们起名叫玄默冲虚,要让你们看到自己的名字,时刻不忘它们的含义,不要违背。古代时,盘子上有铭文,几杖上有诫文,为的是低头抬头都能看见它们,用来节制自己。更何况是自己的名字,难道不白话二十四史该随时劝诫自己吗?一般来说,事物成长的快,其消亡的也快;其生长的慢,就会有好的结果。清晨开花的草,到晚上就该零落了;而松柏青翠,严冬不衰枯。因此真正的君子不愿自己速成,而望大器晚成。像范睺看不起秦客而武子用杖击范,折断他的委鮹,那是因为武子厌恶范睺看不起人。
人有点善意,很少有不自夸的,有点能耐的很少有不自傲的。自夸就会看不起人,自傲就会盛气凌人。看不起人的人,人们也看不起他;盛气凌人的人,人们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所以晋国杀死三郄而百姓毫不同情,王叔与人争权夺利,为周朝罪人。这不正是他们以为自己比别人强,自夸自傲,苦果自尝吗?所以君子不自夸,不是为了谦让,而是讨厌处处显示胜过别人。能屈才能伸,能让才叫德,示弱才是真强,如果这样,才会万事遂心。毁坏别人声誉,是坏事的根源,是招致灾难的开端,因此圣人特别谨慎。孔子说过:“我对于别人,很少赞誉也很少诋毁。如果有所褒誉也一定要有根据。”又说:”子贡多言爱讥评别人。难道他就够好了吗?我却没有这闲工夫。”像孔子这样的圣人,还如此谨慎,更何况像我们这些平凡之人怎么能肆意毁誉别人呢?
从前,伏波将军马援告诫他的侄子说:“听见关于别人的不好的传闻,只当这人是自己的父母,虽然听到了,却不能传出去。”这个告诫真是细心到极点了。别人如果诋毁自己,应当躬身自省。如果自己确有值得别人诋毁的言行,别人的诋毁就是恰当的;如果自己没有什么过错,那么别人的诋毁就纯属乌有。如果人家批评得对,就不要埋怨别人,如果别人批评得不对,又不会危害你自己,何必反唇相讥呢?而且,听见别人诋毁自己就发怒,把恶名再推到别人身上,那么人家就会越发诋毁你;还不如沉默寡言,退而修养自己为好。谚语说:”救人于严寒,不如多加些皮裘;阻止别人的诽谤,不如自己修养道德。”这话是很对的。如果和那些搬弄是非的人,特别是凶狠险毒的人打交道,距离近都危险,更何况和他们当面辨明是非,那就更危险了。那些虚伪的人,言论没有任何根基,不依据道义,行为不遵守自己的言论,其浮浅是很容易识别的。可惜世人多被他们所迷惑,不愿意认真鉴别一下他们的言行。近世的人如济阴魏讽、山阳曹伟都因为倾听邪恶、道德败坏而被处死,他们迷惑世人,扶持奸窃叛逆之人,煽动年轻人作乱。虽然他们被杀,但是他们的恶劣作风,污染世风,影响深远,要谨慎呵!
至于那些甘心于山林隐逸的人,像伯夷、叔齐等宁可饿死首阳山;还有像介子推等,宁可烧死在绵山也不愿出仕。虽然他们的言行可以对那贪欲之徒有所警诫,可以导向好的社会风尚,但是真正的圣人是不会像他们这样去做的,我也不愿意你们去效法。你们的先辈,世代作官,崇尚仁义,为人谨慎,讲究孝悌之道,广泛向友人学习。我和同事交往,虽各有不同,但都会从不同的人那儿学到一些东西。
颍川郭奕,为人通达、聪敏,有知识。可是他的为人稍微逊色些,轻视富贵,固然可嘉,但也有些过分,如果他得到自以为不错的人,就十分敬重,犹如高山一般敬仰着;如果他不认为是能人的,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把他们视为小草。我因为和他相知,所以和他来往密切,但不希望你们像他这样做。北海徐干,不求名誉,不求财富,淡泊处世,追求道德修养。即使他有所褒贬,也都假托古人之口说出,而对当世则从不评论是非。我很敬重他,希望你们能向他学习。东平的刘祯,有出众的才能,真诚有节度且有大志,然而他的性情和行为不太相等,很少有约束和顾忌,得和失足可以正负抵消。我很喜欢他,看重他。但不愿你们追慕他。乐安任嘏,完全遵循古道,内心敏锐,而外表宽厚,谦逊恭让,居处不避开污浊的凹地,平时好像胆怯,却能见义勇为,在朝做官则可以公忘私。我把他视为好友而推重他,愿你们以他为榜样。如果你们能引而伸之,触类而推,你们就可以从我所推举的人物中得到启发了。至于用钱应以家族作为首先考虑的对象,施舍一定要注意周济那些急需的人,出入乡里朝廷一定要慰问老人,议论时不要贬低别人,作官时要尽忠尽节,用人交友一定要诚实,处世一定不要骄傲贪淫。贫贱时万不可自暴自弃,进与退要想到是否合适,凡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如果这样做了,我就没有什么忧虑了。
青龙四年(236),皇帝下诏说:“现在准备召纳人才,凡是才智双全,能深谋远虑,料远若近,视昧而察,运筹帷幄,办事谨慎,清正修养,周密、冷静,孜孜不倦,一心为公的人,不论年龄大小,不管出身贵贱,卿校以上各选举一人。”太尉司马懿推举王昶应选。正始年中,王昶在徐州任职,被封为武观亭侯,迁升征南将军,持节都督荆州、豫州诸军事。王昶认为,国家总会有人,但是战争未必总是胜利,地势险峻是不变的,但是守备之势头不能长久不变。而今屯兵宛城,离襄阳三百多里,各军营分散驻屯,船在宣池,有紧急情况,都来不及调动。于是上表请求把当地政府所在地迁到新野,在二州内练习水兵,开垦农田,积蓄粮食。
嘉平初年(249),太傅司马懿杀死曹爽之后,向大臣询问政治得失。王昶陈述了五条治国方略:第一,崇尚道统,鼓励学业,抑制浮华,修建学校让学生们入学。第二,设立考试制度,考试是个标准。没有一定标准而想衡量曲直是不可能的,没有考试制度而或降或升某人,空论是否有才能,也是没有根基的。第三,让官吏任职的时间长一些,有政绩的升官赐爵。第四,省减官员的实际收入,让他们知道廉洁羞耻,不要和老百姓争利。第五,杜绝奢侈,倡导节俭,使各个官员服饰有别,上下有序。储备粮棉,让人们返朴归真。皇帝下诏褒扬王昶,让王昶修撰百官考试的程序。王昶认为,唐尧、虞舜时代虽然有升、降官吏的公文,但是如何考核官吏的方法未流传下来。周朝的制度虽有冢宰的职位,根据各位官吏的政绩给予赏罚,但是没有如何比较确定的标准。因此,圣主实应明白如何任用贤人,,举任贤黜劣的办法,把这个工作委托给贤达之人,让他统管此事。任用某人,是否贤能,可以知其大概。他的议论,大体就这些。
嘉平二年(250),王昶又上奏说:“孙权放逐贤良大臣,内部纷争,可以乘机制服吴、蜀。白帝与夷陵之间的地带,黔、巫、秭归、房陵等地都在江北,民众与新城郡多有接触,可以袭取此地。”于是朝廷派新城太守州泰袭取巫、秭、归、房陵,荆州刺史王基逼向夷陵,王昶逼向江陵。在两岸用竹索作桥,渡水袭击敌军。敌人逃到南岸,又开凿七条道路来进攻。王昶让弓箭同时发射,东吴大将施绩在夜里逃进江陵城。王昶派兵追杀数百人。他想把敌人引到平旷的地段,与之交战。于是派五军列队沿大道撤军,以假象蒙骗敌人,同时又派人骑马挑着缴获的战利品在城的四周向敌人显示,以激怒敌人。埋设伏兵,等待袭击敌人。施绩果然派兵追杀大军,王昶出兵与之决战,结果大获全胜。施绩逃跑,他手下大将钟离茂、许旻被杀。缴获敌人的铠甲、旗、鼓、珍宝、武器无数,班师而还。王基、州泰都立下了战功。于是王昶被任命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晋封京陵侯。毋丘俭、文钦反叛,王昶率兵抵抗有功,赐封他的两个儿子为亭侯和关内侯。他被晋升为骠骑将军。诸葛诞反叛,王昶占据夹石,逼近江陵,牵制着施绩、全熙,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诸葛诞被杀后,皇帝下诏说:“从前孙膑辅佐赵国,直逼大梁。西部兵力大举前进,也形成了东征的趋势。”为王昶增邑千户,加上以前所封,共四千七百户,又升至司空,照旧持符节、都督诸军。王昶最终死于甘露四年(259),谥号穆侯。他的儿子王浑继承爵位,咸熙年中任越骑校尉。[2]  [6] 

王昶传成语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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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王昶告诫其子严于律已,引用谚语说,救寒不如用厚皮衣,制止诽谤不如加强自身修养。后以“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劝勉人加强修养。[7] 
顾名思义:从名称想到所包含的意义。 顾:看;义:意义,含义。

王昶传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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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昶(?-259年),字文舒,太原郡晋阳县(今山西太原)人。少时知名,初为曹丕的文学侍从,曹丕继位之后,王昶由散骑侍郎转任洛阳典农、兖州刺史。魏明帝继位,出任扬烈将军、徐州刺史,封关内侯、武观亭侯。伐吴之后升任征南大将军,晋封京陵侯。讨伐毌丘俭之乱之后升任骠骑将军,又因平定诸葛诞有功而升任司空。王昶著有《治论》、《兵书》等数十篇论著。死后谥号穆侯。[1] 

王昶传书籍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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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由陈寿所撰,包括魏志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一卷,计65卷36.7万字,书中有440名三国历史人物,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陈寿依据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基本材料,又自行采集蜀国史事,最终成书。《三国志》有史官职务作品的因素在内,因此它是三国分立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三国志最早以《魏志》、《蜀志》、《吴志》三书单独流传,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三书已合为一书。[8] 

王昶传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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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233-297),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西晋史学家。他小时候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长平太守、治书待御史等职。280年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并《三国志》。历经10年艰辛,终于完成了历史巨著《三国志》。[3] 
参考资料